宋应星字长庚 ，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。其故里在今奉新县宋埠乡的牌楼宋村，该村明代属北乡，实际上在县城东南方，东与新建县交界，有潦水流经于此。1963年笔者前往调查采访，全村一百多户，宋姓居三分之二，整个乡中宋姓也占多数，故称宋埠乡。这里是江南的稻米之乡，村的周围是整齐葱绿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，房屋多具有古老建筑风格。村头有一座德水桥，是有数百年历史的石桥。村内有明代建立的石牌坊，故称为牌楼宋村。就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，他的名字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，人人以此为荣。关于宋应星传记，已故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（1888—1936）在二十年代据江西地方志作了开创性研究。从那以后，人们对这位明代学者的事迹有了了解。长期内丁先生的作品成为唯一的参考文献。但六十年代初，我们南下调查时更发现了新的第一手材料，从而对宋应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这些材料包括他的胞兄宋应昇（1578—1646）在崇祯十年（1637）发表的《方玉堂全集》，和宋立权、宋育德在1934年刻印的《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》。新吴是奉新的古名，雅溪是潦水的古名。这是奉新宋氏家谱的第八次修订本。

根据《宋氏宗谱》卷一记载，宋应星家族祖先在元代（1260—1368）以前本姓熊。元、明之际，熊德甫就任南昌府丰城驿吏，娶当地宋氏为妻，因避兵火，遂承妻姓而移居奉新雅溪一带。入明以来，宋德甫一家及其后人便世代定居于此务农，乘明初奖励垦荒之际，开发附近土地。在种稻之余，兼以养蚕为副业，家业有了好转。此后，宋家借雇工、佃田而成为经营地主，家产和人丁逐渐兴旺。宋德甫以下五代，都靠经营土地、农副业而发迹，至其第八代孙宋景（1476—1547）起，始由科第而进入仕途。宋景为宋迪嘉之子，宋应星的曾祖。据《明史》卷二十本传及其墓志铭所载，宋景字以贤，号南塘，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进士，历任山东参政、山西左布政使、南工部尚书、南吏部尚书，进北都察院左都御史（正二品），卒赠吏部尚书、谥庄靖。他生前推行过内阁首辅张居正（1528—1582）的“一条鞭法”，还在南京督造过奉先殿，是朝廷中身居高位的阁臣。按封建社会惯例，宋景长辈、晚辈均受封荫，从此宋家成为官僚地主家庭，是奉新的名门望族。村中的“三代尚书第”石牌坊，就是为宋景、宋宇昂、宋迪嘉三代人而修建的。

宋景生五子，长子垂庆，次子介庆（1521—1590），三子承庆（1522—1548），四子和庆（1524—1611），幼子具庆幼年死去。宋承庆字道徵，号思南，是宋应星的祖父，但年幼多病，二十七岁便早逝。宋和庆字瑞徵，号塘季，1569年中进士，历任浙江安西州同知、广西柳州府通判，未几归里，刻《畅灵集》行世。和庆与承庆为同母韩夫人所生，是宋应星的叔祖。宋承庆虽博学能文，但为寿所限，未取得功名，卒后只留下孤子国霖（1549—1630），这就是宋应星的父亲。宋国霖字汝润，号巨川，他生下不久，其父承庆便去世了，由其年轻的母亲顾氏抚育。稍长后，顾氏将遗孤国霖托于叔父和庆教养。宋和庆既与承庆为同母所生，且辞官在家，家中又设有私塾，也乐于教育这个近房的侄子。但宋国霖少孤，且为独子，所以“少补诸生，在庠垂四十年”，没有外出，也无功名，充其量是个秀才。宋景四子中有二人中进士，且任地方官，如果宋承庆不是早逝的话，也必然会走这条路。这时宋家仍是繁华府第，家中佣人前呼后应，具有阁臣府第的气派。

宋景、宋承庆卒后，到宋国霖这一代时已家道中落，尽管仍拥有不少家产，但声名权势已非昔比。加上宋景四房中，惟有承庆这一房人丁不旺，宋国霖是孤子，娶妻后年30岁尚未生子，母顾氏只求延续后代，不希望儿远离家门，故国霖未曾科举入仕。宋国霖至31岁时，才得长子应昇，接着又有次子应鼎（1582—1629）、三子应星和幼子应晶（1590年生）。宋应鼎字次九，号铉玉，甘氏所生，本县庠生，未出仕，享年四十八而卒。宋应晶字幼含，王氏所生，副贡生，绝意科举，分家后迁居县城另过。宋应星四兄弟中只有应昇与他为同母魏氏（1555—1632）所生，而且这兄弟俩抱有科举入仕、为他们这一房出人头地的志愿，其余俩兄弟识字后便不离开乡土，均以布衣终，且都在中年逝世。明刊本《方玉堂全集》卷八记载，宋应星生母魏氏本农家女，万历丙子（1576）嫁到宋家，不到两年家中遇到大火，房屋及浮产均遭焚毁，家境渐以萧条。宋应星生于万历丁亥十五年（1587），小应昇9岁，是年其父国霖41岁、母魏氏33岁。应星降生后，家境更趋衰落，其母不得不亲操水浆为全家做饭。“饭尽，辄尝忍饥。蔬尽，不更为蔬”。可以说，他是出生在一个日益衰落的地主家庭。

在宋应星这个大家庭里，都不热衷于经营土地，没能再扩大家业，只就现有土地所得的收入，来维持全家生活和他们弟兄及孩子们读书。经过不断地消耗和家产的再分配，到宋应星这一代时家产逐渐缩小。当然这是与昔日宋家相对而言，并非一般农家可比。宋应星胞兄应昇，字元孔，自幼与弟同窗，形影不离，关系最为亲密。万历乙卯（1615），兄弟同中举人，后五次北上会试落第。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宋应昇任浙江桐乡县令，母丧时归里，再转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（1635—1637），升高凉府同知，崇祯十五年迁广州府知府。甲申（1644）明亡后辞官归里，因忧心国事致疾，清初顺治二年（1646）服毒而死。宋应昇是诗人，著《方玉堂全集》（1638），又撰《宋氏宗谱》（1637）。后来，其曾孙宋瑾（1718—1794在世）于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刊行《方玉堂全集》第二版，1772年清廷设四库馆时，此书因有反清内容被列为禁书，但至今仍有传本。而《宋氏宗谱》为第三次修订本、第一次刊本，今不可得。

关于宋应星早期活动，宋应昇和族侄宋士元（1649—1716）都有记载。起初，宋应昇、应星在家乡受叔祖和庆的启蒙教育，后就学于族叔宋国祚。再以后，兄弟二人拜新建的学者邓良知（1558—约1635）及南昌的学者舒曰敬（1558—1636）为师。邓、舒二位都是进士出身，任过知县以上官职的“功成名遂”的人物，又都在任期不满明末腐败政治、忤怒权奸而被逐出官场。他们像东林党人那样，辞官后以书院为讲坛，教授生徒，宣扬其政治主张。在舒曰敬周围出现了不少江西的著名人物，如涂绍煃、诗人万时华（1590—1640）、文人徐世溥（1607—1657）、诗人廖邦英（1558—1642）等人。宋应星自幼聪颖好学，记忆力过人，识字后不及十岁便会作诗，后又致力于“十三经传”、宋代理学、历史以至诸子百家书。他的兴趣很广，对音乐、诗、天文、医药、奕棋、绘画以及质测之学（自然科学）都十分爱好。他还从邓良知、舒曰敬那里受到一些与东林党、复社党人相近的思想影响。在他18岁那年（1604），因弟兄四人均已成年并完婚，因而分家，开始独立生活。

分家后，宋应星仍常与兄应昇在一起活动，他们想走曾祖宋景的路子，通过科举而金榜题名，以重振门风。他青年时代主要时间及精力都用在应试上面。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二人去南昌同中举人，29岁的宋应星名列第三，应昇名列第六。这一年江西全省考生有一万多人，中举者只109人。奉新考生中只有宋应星弟兄及第，且名列前茅，故时人称“奉新二宋”。他们因此受到鼓舞，决定趁这个势头更上一层楼。同年秋，他们二人离开江西北上，以应丙辰年（1616）在北京举行的会试。这是封建时代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，考中者成为进士。二人水陆兼程，跋涉万里来到北京赴考，但与乡试结果相反，二人落第而归。初次会试失败，没有使他们失去希望，决定下次再试。他们在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、天启三年（1623）、七年（1627）及崇祯四年（1631）先后五次北上会试，结果均名落孙山。最后一次应试时，宋应星已45岁，应昇已54岁，双鬓见霜了。

尽管宋应昇、应星有“六上公车不知苦”的韧劲，但五次会试已必元气大伤，此后便没有再试。他们每次从南到北的沿途都看到阉党巨奸魏忠贤（1568—1627）专政时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，到处是贪风污雨、任人唯亲，官吏鱼肉人民，政情黑暗，使他们原来的幻想化为泡影，从此对科举完全绝望。1632年，宋应星丧母，他们按当时习俗要在家守孝，也无法再出远门。加以五次万里征程破费不少钱财，娶妻生子要加以抚育，宋应星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。1634年他出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教谕。这是个未入流的九品以下的文职下级官员，主要教诲在县学里就读的生员，先后在这里任职四年（1634—1638）。而其兄也赴浙江桐乡任县令去了。桐乡离全国著名养蚕、丝织中心嘉兴、湖州很近，宋应星在探望哥哥时，必定去嘉兴、湖州作过调查访问，这使他在《天工开物》中对这一带蚕丝业技术给以特别注意。

1616—1631年间应试时的多次万里远游，虽未达到宋应星科举及第的目标，但对他来说也并非空举。正好实现他在《天工开物》序中所说“为方万里中，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”的大好时机。这些长途旅行打开了他的眼界，扩充了社会见闻，足迹遍及京师、江西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浙江等省的许多城市和乡村。他还到过广东，也许还去过四川和山西。沿途他在田间、作坊从劳动群众那里调查到不少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知识、操作过程，并对操作实态作了素描，写下不少笔记。这就为日后写作《天工开物》作了准备。自从他对科举绝望以后，便决心转向实学，研究与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科学技术问题。这时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完成了他一生中的重大的转折。教谕任期内，有更多的闲散时间，他便抓紧时机整理资料，从事写作。除科技问题外，他还写了一些有关政治、经济、哲学等方面的作品，同时整理自己多年来写作的诗。四年之间他成了一位高产的作者，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地问世。

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50岁的宋应星在一年内便刊出《画音归正》（论音韵的书）、《原耗》（政治、经济杂文）、《野议》（政论集）、《思怜诗》（自选诗集）等书。第二年（1637）他发表了一生中的代表作《天工开物》，还有《巵言十种》（杂著十种）。在写作这些书时，明末社会动荡不安，清兵南下直接威胁着京师的安全，而李自成（1606—1645）领导的农民军正在各地迅速发展，又从内部打击明王朝的统治，使其危在旦夕。同时，正好这时宋应星经济状况不佳，没有好的写作环境和条件，他的作品多是仓促间成书，来不及仔细考证和修辞润色。但像《天工开物》这样的优秀作品，毕竟还是写出来了，他已经以这部作品完成了远远超过殿试水平的答卷。我们浏览过当时的一些殿试答卷，被主考官给以高度评价并被授予进士的考生的试卷，今天看来是毫无价值的八股文章，不值一读，早已被人们忘记了。但考场落第的举人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，却永放光芒。

分宜教谕任满后，宋应星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升任福建省汀州府推官，这是他首次去外省任公职。推官是正七品府一级的司法官员，掌理刑厅。但他只在任二年，便于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辞官，途经赣南与故友刘同升（1587—1645）会面后返回奉新故里。刘同升字孝则，江西吉水人，崇祯十年（1637）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因弹劾邪派阁臣不成，被谪至福建，后移疾归。早在1610年宋、刘二人便订交，约三十年再会，所以二人同时辞官也为践前约。1642—1643年宋应星居家时，奉新爆发了李肃十、李肃七领导的红巾军农民起义，很快发展到周围一些县。这时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，宋应星与兵备道陈起龙等人用计谋和武力镇压了这次起义。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。1643年下半年，他就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知州，这是从五品的地方官，也是他担任过的最高官职。但此时时局更加动乱，他到任后不及一载便又挂冠归里。甲申（1644）后，清兵南下时，宋应星又草成《春秋戎狄解》，借古讽今，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。入清后，他拒不出仕。《宗谱》说他南明时累官至滁和兵巡道、南瑞兵巡道，实际上并未就任。

甲申年，宋应昇也辞去广州知府职，回奉新与应星久别重逢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宋应星在埋葬了与他多年同伴的胞兄之后，在乡间过着隐士生活。1655年，他应《南昌郡乘》（南昌府府志）主编、友人陈宏绪（1597—1665）之约，写了《宋应昇传》收入府志，这时他已年近古稀。宋应星卒年待考，当是康熙初年，大约享年八十左右，如果这样，他或卒于1666年。宋应星有二子，长子士慧，字静生，次子士意，字诚生，皆敏悟好学，长于诗文，拒绝科举，以青衿终。他的子孙们都“恪守祖父遗训，功名淡如”，按宋应星遗训，既不科举，也不做官。从清代乾隆年以后，他这一支便已断后。宋应昇三代以内的子孙也都没有参加清代的科举。宋应星的作品流传到今天的除《天工开物》外，还有《野议》、《思怜诗》、《谈天》、《论气》四种，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排以铅字出版。其余如《画音归正》、《原耗》、《春秋戎狄解》、《杂色文》、《巵言十种》及《美利笺》等，皆因战火而佚失，惜哉！宋应星不但是科学家，还是个有批判精神的政论家、思想家，《野议》等四种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、经济和哲学思想。明代人才辈出，但宋应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。为纪念他的勋业，他的家乡奉新于1987年建成了“宋应星纪念馆”，现已开放，供各界人士前往瞻仰。